学行 | 欧力同：孔德的生涯与著述

文 / 欧力同

在巴黎索邦广场，屹立着一尊塑像，而在法国南疆的蒙贝利埃，也同样屹立着一尊塑像。这两尊塑像都是为缅怀法国文化史上的一位巨匠而建立的。他就是已逝世近一百三十年的法国大思想家奥古斯特·孔德（Auguste Comte）。他开创了至今已延续一百五十年的实证主义这一现代西方哲学流派，是个具有不可忽视的世界影响的“大人物”。然而，他生前却一直处于一种颇不得意的“小人物”的地位。

索邦广场的孔德塑像

历史上，作为一个执政阶级代言人的思想家，即使不仕官受禄，恐怕也很少有终身穷愁潦倒者。但是，孔德却不然。他诞生在法国大革命的烽火燃起之后，为安定新生的资产阶级社会而奔走呼号，为维护资产阶级的统治而鞠躬尽瘁。然而，生活之艰难困苦，道路之曲折坎坷，与他作为统治阶级思想家的身份是极不相称的。只有后人赠给他的种种桂冠，才稍稍慰藉他的亡灵。

蒙贝利埃，法国南部地中海滨的一座古城。城里有一座以圣女之名命名的桑托·约娜丽教堂。就在这座已无神父而败落成仓库的教堂对面，一个天主教徒的家中，一七九八年一月十七日，一个幼小的生命出世了。他就是本书给诸君介绍的奥古斯特·孔德。这时，法国雅各宾派政权垮台、罗伯斯庇尔走上断头台已三年有余。而在孔德降生的第二年，雅各宾专政时期由炮兵上尉跃升为将军的拿破仑，率领他的侵略军从意大利凯旋返回巴黎；不久他又发动了“雾月政变”，建立了法国资产阶级的第一帝国。自由派的共和主义化为泡影。

雾月政变时的拿破仑·波拿巴，弗朗索瓦·布舒，1840年作。

由于孔德的双亲热切地希望他们的长子今后能成为优秀的基督徒，就把几位圣人的名字加在他的名字上，使他得了一个十分冗长的全名：依西杜尔·奥古斯特·玛丽·弗朗西斯-泽维尔·孔德（Isidore Marie Auguste François-Xavier Comte）。但事情的发展往往走向人们主观愿望的反面，十四年后，孔德竟背弃了天主教，成为激烈的反宗教者。这真是对他的一大串圣名的嘲弄。

孔德的母亲菲力希特-罗扎妮•波维尔（Félicité-Rosalie Boyer），原是流亡贵族小姐，亦是狂热的天主教教徒。孔德的父亲路易·奥古斯特-泽维尔·孔德（Louis Auguste-Xavier Comte）是县税务所的会计官，他不仅笃信天主教，而且是忠诚的保皇党派、王室复辟的积极拥护者。此君性格孤僻，不大与友人交往，而酷爱种花养鸟。二人于一七九六年结婚，生了二男二女，孔德便是他们的长子。

幼年的孔德不仅体质孱弱，而且其貌不扬，身长腿短，但极敏慧好学。最初他跟随一位老家庭教师学拉丁语，每天很早就起身，守候在尚未起床的老师门前待读。九岁时进入蒙贝利埃公立中学读书。由于家庭迁徙，他的双亲只好让他在校寄宿。从此，他就脱离了家庭对他的思想约束。该公立中学是根据拿破仑帝国政府一八〇二年的法令，于一八〇三年建立的。孔德在校读书时，学生平均每年一百四十余人，大多为公费学生。学校当时分立两个专业，一是以拉丁语为中心的文科专业，一是以数学为中心的理科专业。孔德兼读两个专业，而且成绩均名列前茅，数次得到拉丁语和数学的奖学金。除了正课外，他还孜孜以求地钻研代数学和牛顿的方法论。因而他深得老师们，特别是数学老师的垂爱。他十四岁时，因数学老师病休，竟被指定登台向同学们代授数学课，足见他的天资、勤奋和学业之优良。

然而，孔德的作为却引起学校行政当局的恼火。依据帝国政府命令所建立的公立中学，一般都过着军事生活，不仅军纪甚严，而且由于拿破仑和罗马教皇妥协的结果，学校中的宗教戒律也甚严。学生们既要宣誓效忠拿破仑，又要宣誓严守天主教戒律，甚至吃饭和上课前都要进行祈祷。这对于在老师影响下已具有“自由无束的自主精神”的孔德来说，是难以忍受的。他自恃聪明，学习成绩优异，善于长谈舌辩，颇为桀傲不驯。但几次反抗均受惩处。数年的中学生活，使这位早熟的学生在思想上发生了很大变化。他自以为已“自发地跋涉了革命精神的一切本质的阶段”，使他在法国大革命爆发后的社会激变与动荡之下，“深感有进行既是政治的又是哲学的根本变革之必要”。[1]他宣称自己当时已是“年轻的共和主义者”，要努力寻求“法兰西革命精神进一步发展的阶段”，并宣布抛弃对宗教的信仰。他迈出了一生中关键性的一步。

巴黎综合技术学校的一名学生，

摘自《拿破仑的历史》，P. M. Laurent de L'Ardeche，

1843年

一八一四年十一月，孔德乘马车，沿驿道向法国革命的圣地巴黎进发。他踏进了早在一八一二年已被录取过而因年龄太小未能入学的“巴黎综合技术学校”。这所学校是一七九四年作为巴黎革命政府的最高学府而建立起来的，是为革命政府培养军事技术工程和工业人才的理工科大学。学校中汇集了当时法国有名的教授、数学家、物理学家、化学家和工程技术、实用科学的专家。在优秀教师的指导下，好学的孔德很容易地完成自己的学业，并以优秀的成绩受到教师的青睐和同学们的敬佩。但孔德的内心却时常充满了忧郁和激愤。

拿破仑于 1814 年 4 月 12 日第一次退位，文件上有他的签名。

在孔德入学时，拿破仑皇帝已被囚禁在厄尔巴岛达半年之久；路易十八已完成了法国封建王朝的第一次复辟；巴黎理工科大学也成了“国王的学校”。不仅学校中的军纪校规比拿破仑时期更严，成了道地的兵营，而且学校当局严厉压抑学生的思想、言论的自由，处处防范革命思想的传播。年轻的共和主义者孔德对当时的形势非常不满。他在入学的第二年（一八一五年）初给他故乡的好友瓦纳（M· Valat）写信时，即已悲愤地说：

“我的祖国失去了自由……国王的专制以一七八九年的崇高革命之前的同样姿态复活了……可怜的法兰西！自由的不幸之友！”[2]

一八一五年三月，孔德的眼前突然燃起了希望之火。因为拿破仑从厄尔巴岛逃出来，重新举兵进攻巴黎了。本来，孔德对皇帝拿破仑的印象并不好。他认为拿破仑实行个人专制独裁、反对共和政治、压制自由、同宗教妥协而中止了“理性革命”，从而使他很反感。现在，拿破仑重返巴黎，孔德怎么忽然又倾心于他呢？这是由于他听说拿破仑在囚禁期间已深感自由之可贵，准备重新做人。所以，当巴黎大街小巷以雄壮的马赛曲声欢迎拿破仑时，孔德异常激动，把实现共和主义和自由的希望寄托在拿破仑身上。他报名参加了支持拿破仑的学生武装。他并且给他的朋友写道：

“三月二十日以来，巴黎处于激变的狂热之中，人们对自由燃起了热情，对曾约束自由的皇帝燃起了热情。”[3]

但曾几何时，孔德的希望随着拿破仑的迅速失败而幻灭了。

革命的激情促使十七岁的孔德不安于专注科学知识的学习，他的双眼盯住了政治。他大量阅读政治、社会理论书籍。他说：

“实际上，光是英语和精密科学的学习，并不需要花费我的全部时间，我研究道德和政治……”[4]

他贪婪地学习十八世纪启蒙思想家的哲学、政治著作，以及法国当代思想家的著作。他既倾心于狄德罗、孟德斯鸠，又将休谟、孔多塞引为良师，从而给他后来的哲学思想带来双重的影响。此外，他还收集法国大革命和美国独立革命的文献资料，潜心研究。这一切日益唤起了他对社会理论的兴趣，也萌发了把精密科学的实证精神和方法导入社会科学中去的念头。

由于理工科大学毕竟曾是革命政府培养高级技术人材的园地，具有革命的传统，因而学生大多也是共和主义者，校内潜存着浓郁的革命气息。而对封建王朝复辟持强烈批判态度的孔德，因其善于思考、态度激进，被同学们叫做“思想家”。他以学校当局作为具体的斗争对象，采取“每事必反抗”的态度。他和一些同学故意蔑视校规和军纪，放荡不羁，甚至夜晚私自结伴外出，进出低级游乐场所，和一些粉面女郎嬉戏。因而经常受到校方申斥，多次被关禁闭。

一八一六年四月，矛盾终于激化了。一天，一位监督学生兼辅导自习的复习教师，有失体统地躺在扶手椅中，把脚跷在讲台上，对学生进行提问。孔德见状极为不满。当提问到孔德时，孔德故意态度粗暴地回答。复习教师大怒道：“你的举止极坏！”孔德反击道：“我只是向先生学习！”于是引起了学生和校当局的一场大冲突。四月十四日学校当局勒令以孔德为首的十五名学生退学，并关闭了学校。孔德在后来的《实证哲学教程》的“跋”中，回忆这一时期的生活时，感慨地说道：

“从青年时代起，我就痛苦地感到，我现在境遇之困难，其第一个根源，是这种不可避免的对个人的压抑。”[5]

四月二十日，孔德愤愤然地离开了巴黎，回到故乡蒙贝利埃。勤于思，好于学的孔德，又到被誉为“欧洲医科大学之母”的蒙贝利埃医科大学旁听，努力吸取生物学知识。是年秋天，时刻寻觅“法兰西革命精神进一步发展之道路”的孔德，又重新返回巴黎，靠当家庭数学教师维持生活。他原想理工科大学开学后会通知自己复学，但当他得知其他被勒令退学的同学已回校后，而自己竟毫无这种可能时，他死心了。就这样，被学校当局视为危险的共和分子的孔德，被永远赶出校门，结束了学生生活。从此，孔德开始踏上了他的生涯中的新的旅程。

当孔德重返巴黎的时候，他曾随身带着一篇政治论文，题为《审察录》（Mes Réflexions）。这是他真正的处女作，也是他向思想家的道路真正迈出的第一步。但这篇于一八一六年六月写于故乡的论文，直到他死后二十余年的一八八二年才被发表，并且是在与他同乡的一位哲学家勒卢维尔（Charles Renouvier，1815~1903）的家中发现的。这篇文章实质是以“人道、真理、正义、自由、祖国”为口号的告法国民众书。面对着拿破仑远征莫斯科惨败、第一帝国垮台、波旁王朝复辟等一系列事件所造成的政治动乱和经济衰退的形势，孔德深为法兰西忧虑；每当他晚上漫步在巴黎街头，看到巴黎物价昂贵、商品奇缺，失业工人到处皆是，“每走一条街都目睹令人断肠的乞食景象”[6]时，他感到痛楚与郁闷。

正是在这样的思想状态下，孔德写了那篇论文。他从憎恨恐怖政治出发，把一七九三年的罗伯斯庇尔专政和一八一六年的波旁王朝复辟后的恐怖统治相比较，感到：民众缺乏理解现在的能力，只有当一个制度没落之后，才能知道它的可恶；对于革命前的旧制度，人们只是在革命之后才知道其可恶，对于罗伯斯庇尔和拿破仑专政，人们也只是在罗伯斯庇尔处死之后，滑铁卢之战失败后，才渐渐感到他们独裁时的恐怖。但是现在，路易十八王朝的统治正在盛行其时，民众已深感其恐怖了。他认为，不管路易十八怎样，其统治必须推翻，恐怖政治必须结束，社会改革必须进行。他虽然把革命的专政和反革命的专政相提并论，一律反对，但他抨击的重点是封建王朝复辟及其反革命恐怖专制。这是显而易见的。自此以后，他把改革社会看成是自己的必尽义务：

“对于出身于被压迫阶级的我们来说，用我们的智慧与才能去实现大的变革，这是我们的义务。”[7]

于是他愈加发奋地阅读法国思想家的社会政治理论著作，访师结友，酝酿社会改革方案。而最值得一书的，是他与空想社会主义者圣西门的结识。

  圣西门 

（1760 ~1825）

圣西门（Claude-Henri de Rouvroy, comte de Saint-Simon,1760 ~1825年）出身于巴黎一个流亡贵族的家庭，本人是伯爵。由于从小受到法国百科全书派的唯物主义思想薰陶，十三岁就背叛了宗教，而遭拘禁。十九岁时，参加了北美独立战争。当他回到巴黎时，法国大革命业已开始，他虽未参加战斗，而致力于“研究人类理性的运动，以便将来改进人类文明”[8]。但他并不是法国革命的局外人。他公开宣传自由、平等，要求废除贵族和僧侣的一切特权，并宣布放弃自己的贵族身份和伯爵头衔。他认为革命与破坏是同时的，其次才是建设。但观察了法国大革命实际之后，他离开了革命，宣布：

“我和法国革命没有关系，因为它一方面相信旧制度是不能延续的，另一方面它又厌恶破坏。而我为了致富，热衷于投机事业。”[9]

他的投机事业干的并不顺手。在雅各宾专政的一七九三年，因政治问题被捕入狱。一七九四年罗伯斯庇尔被处死后，他获释出狱。这次政治上的迫害，使他对资本主义制度发生了憎恶。他抨击资本主义社会是个“是非颠倒的世界”，穷奢极欲的富人统治着勤劳而不得温饱的善良的公民，到处充满了暴力与欺诈。

“在各式各样的行业当中，都是没有才能的人统治着有才能的人，没有道德的人支配着善良的公民，大罪犯惩罚犯小过错的人。”[10]

他主张推翻这是非颠倒的社会，代之以“实业制度”，以基督教的“人人都应当以兄弟相待”的道德原则为基础，把人民的幸福看成是“社会组织的独一无二的目的”[11]。在他看来，一旦使国王和实业家的利益统一起来，就可以通过和平改良来实现这样的社会，至于暴力革命则会把社会“带到悲惨境地”。尽管圣西门的观点没有超出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带有浓厚的阶级调和、反对暴力革命的色彩，以致最后把自己的空想社会主义学说变为宗教观念，倡导“新基督教”，但他对资本主义的猛烈批判，对工人阶级的同情，以及他对社会主义的憧憬，使恩格斯由衷地称赞他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先驱”。

《社会主义历史：1789-1900》（让·饶勒斯著）的书籍海报，其中描绘了圣西门等社会主义人物。

当十九岁的孔德经人介绍，认识这位大思想家的时候，感到非常激动。他这样描绘圣西门：

“他虽已五十多岁了，但我没见过像他这样年轻、热情而又宽厚的伟大人物……他在一切方面都是有独创性的人。”[12]

他为和“这位卓越的、才学惊人的人物一起工作”而骄傲，他甚至视圣西门为“父”，尽心于自己的秘书工作。圣西门本来有一位秘书，叫奥古斯汀·蒂埃利（Augustin Thierry ,1795~1856），是位历史学家，一八一七年十月离开圣西门后，孔德接替了他。圣西门每月给孔德三百法郎薪金，但因圣西门从事投机事业失败已把积蓄快花光了，陷于“可怕的经济危机”，于是三个月后，孔德辞谢了薪俸，仍靠兼授数学维持生活。他先后帮圣西门编辑杂志《政治家》(le Politique), 《组织者》(l' Organisateur),  整理出版了《产业》(l' Industrie)的第三卷和第四卷的第一册等。圣西门曾设想把社会主义倾向导入他所期望建立的社会的经济学组织中去，孔德一度予以热烈地支持。

在和圣西门共同工作中，孔德深受圣西门思想的感染。正如他自已说：

“我由于协助在哲学的政治学方面极为见多识广的人之一进行工作，结成了友谊，就学到了在书本上难以学到的很多的东西。”[13]

在此期间，孔德写了《意见与欲望的一般区别》(la Separation Générale entre les Opinions et les Désirs,1819)和《近代之往昔概貌略评》(Sommaire Appréciation de l’Ensemble du Passé Moderne,1820)两篇论文。前—篇文章指责说，统治者们往往夸耀自己具有政治的见识和能力，这是滑稽可笑的，而更滑稽的是人们声称被统治者“仅依靠本能就能对政治制度持正确的意见”。人们称之为意见（opinions）的东西实际上只是人们的“欲望”（désirs），而“意见”只有进行了专门研究的少数人才能提得出，并且多数人的“欲望”也只有靠少数专门研究者所揭示的手段才能实现。因此，他认为多数人应恭听少数专家学者的意见。这就萌发了他后来主张哲学家、学者执掌社会精神权力的观点之胚芽。后一篇文章认为，近代欧洲革命的特色是存在着两种运动，一是消极的运动，另一是积极的运动。前者是破坏性的，后者是建设性的，社会危机的产生根源于社会中存在着封建的神学组织同革命的形而上学组织的对立。为安定今日之社会，必须以观察为基础，建立起“观察的政治学”，以重建精神权力，并通过道德的改善来重新组织社会。

从上述看来，孔德的这两篇论文是和圣西门的观点较为一致的。因为圣西门主张在“实业制度”的社会中，应由学者执掌文化、科学、教育大权，并希望通过道德的改善来改造社会，以“人人都应当兄弟相待”为社会的道德基础。但是，之后在孔德与圣西门之间却逐渐出现了观点的分歧，并导致二人关系的决裂。

一八二二年，孔德写了一本小册子，题为《社会再组织之必要的科学作业之方案》(Plan des Travaux Scientifiques Nécessaires Pour Réorganiser la Société)。他要求用自己的名字刊登在圣西门的《产业家问答》(Catéchisme des Industriels)第三册上。因观点分歧，圣西门不同意，只答应他先单行印刷一百本，分赠好友，两年后再正式出版。圣西门还在为该书所写的序言中，声明孔德在书中所阐述的观点与主张，同自己的思想并不一致，作者的观点是不成熟的。

Catéchisme des Industriels 书影

孔德因此而产生了成见。于是，一八二二年该书初次发表时，孔德将书名改为《社会再组织之必要的作业概要》(Prospectus des Travaux Nécessaires  Pour Réorganiser la Société)，删去“科学”二字，并将原署名“圣西门的学生孔德”改为“理工科学校毕业生孔德”，以示对圣西门的不满。一八二四年，经过修订后再版，并加了副标题“实证政治体系”，与晚年的主要代表作同名。此书就成为师生间决裂的标志。

一个曾将圣西门引以为“父”、崇拜之极的学生，此时对老师的态度竟然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一八一八年，当社会上有人攻击圣西门时，孔德曾这样为圣西门辩护：

“在革命开始以来的苦难的三十年中，他的行动是光明正大的；唯其光明正大而得到公众的赞同。他始终不渝地坚信自由的理想，不为任何党派效力。他决无革命之罪。”[14]

但后来，他公然指责圣西门“是颇为聪明而又颇为肤浅的著作家” 。[15]

这种指责不能看成是孔德个人意气用事的结果，而是他对圣西门的观点日益不满之所至。这种不满根源于对法国大革命爆发后的社会形势的看法与重整社会的指导思想不同。孔德深恶社会动乱，因为一七八九年大革命爆发以来已三十余年，但国内外战争绵延不断，革命势力与封建复辟势力之间、中小资产阶级和大资产阶级之间、劳动群众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和斗争没完没了，社会动荡不安，政权不断更迭，经济混乱不堪。因而，他感到当时社会的首要问题不应再以“破坏”为中心，而必须以“建设”为中心，即以安定社会秩序、消除各种政治力量的对立和争斗、携手共建新社会为中心。所以，他对上一世纪以鼓吹对旧秩序的“破坏”为中心的启蒙主义能否适用于当前深表怀疑，同样，他也对圣西门鼓吹革命与破坏是同时的、抨击资本主义而继续鼓动社会革命的做法表示不满。他确立的政治方针是：通过开展道德复兴运动，来达到各种政治势力的调和，共同建设“实证社会”。

立足于这一基本点，孔德在小册子中，借着批评孟德斯鸠、卢梭等，含沙射影地批评圣西门的空想社会主义。他说：

文明的发展“规定政治的作用”，而每一种文明都是与其时代相适应的，不能把上一世纪的启蒙理论应用到这一世纪来。如果忽视了文明、政治进步的过程，“过于重视政府的形态”，而“企图实现过于超过文明现状的进步”，那就是“空想的东西，必然归于失败”[16]

从而他倡导“观察的政治学”，力主“把观察与想象的作用区别开来，而且必须使后者从属于前者”。[17]他声明：他希望建立一种“实证的政治学”的目的，在于从根本上避免因对文明的发展作不全面的了解而造成的暴力革命，使社会运动“迅速地还原为道德的运动”。[18]在他看来，圣西门着眼于建立“实业制度”，重视工业活动，把劳动（包括艺术与科学）看成是重建社会的出发点和中心点，而漠视精神权力的树立，这是把社会的改造和精神的改良分割开来，以经济学为其理论基础，而这是“非常不完全的”。因为它“忘却了把理论的部门和实践的部门相区别”；如果“把社会再组织的理论作业完全看做是实践的东西，这是根本错误的”，必须认识到，在重新组织现社会的方案中，“理论的或精神的东西”应当先于“实践的或世俗的东西”，应优先树立“新精神的权力”。[19]

而且，孔德对圣西门学说中的宗教色彩不满。这早于一八一八年已开始了。他认为圣西门虽然不允许神和宗教在物理学领域中有存身之地，但在政治上却给予它们以地位，并将其视为一种道德手段，进而企图建立基督教的新的信仰体系，使圣西门的学说充满了神秘主义色彩，这是与实证精神不相容的。此外，孔德还修改了圣西门的观点，提出著名的“三阶段规律”，即按人类的理智本性来说，必然经过神学、形而上学阶段，最后达到实证阶段，从而把人类历史的发展也分为三个阶段：“神学的军事时代”、“形而上学的法学家时代”和“科学的产业时代”，即实证时代。他以此来取代圣西门对历史时代的划分：原始的偶像崇拜到多神论时代，单一的有神论时代和实证科学体系时代。

尽管孔德在这本小册子尚未发表时的序言中，曾声明他和圣西门“虽然探求两种不同的道路，但都是向同一个政治组织的建设前进的”，即声明和老师殊途同归。然而，圣西门还是不能原谅自己的门徒所进行的公然叛逆，终于断绝了七年之久的师生情谊。

圣西门位于拉雪兹神父公墓的坟墓

一八二五年，圣西门溘然长逝，而孔德则以这本小册子为纲领，步上了独立创造自己的实证主义哲学体系的道路。但人们并不难看出，孔德在建立自己的实证哲学时，仍然不得不借助自己老师的观点，来构筑自己的哲学大厦。

贫穷似乎与孔德结下了不解之缘。他离开圣西门后，仍然靠教授数学来维持自己的生活。当他和他的朋友们不时地从巴黎的一条街迁徙到另一条街，过着公寓生活时，贫穷始终跟随着他。但他的哲学研究并没有中断。

奥古斯特·孔德 1818 年至 1822 年的故居

一八二五年十一月和一八二六年三月，受到圣西门派的机关报《生产者》（le Producteur）主管人塞尔克勒 (Cerclet)的照顾，他发表了两篇论文：《关于科学和学者的考察》(Considérations Philosophiques sur les Sciences et les Savants)和《关于新精神的权力的考察》(Considérations Sur le Nouveau Pouvoir Spirituel)。

前一篇文章，他论述了实证哲学基于人类精神的基本规律，必定获得发展的必然性。他认为，在科学体系中，其最后一个部门“社会物理学”（Physique Sociale，后来改称为“社会学”）尚未建成，学者们必须努力建设之，以树立起新精神的权力，作为重建社会的基础。

后一篇文章论述了在即将到来的实证社会中，有必要根据新精神的权力来施行教育。他借批评经济学家来暗中批评圣西门说，经济学家所认为的产业的利益会自然调和，这是一种谬误，因为没有新精神的权力是办不到的；这种精神权力不同于世俗的权力，学者们应为树立这种权力而组织起来。

从这两篇文章中，已可见到孔德未来的实证哲学体系的端倪了。

一八二六年四月二日(星期日)，一批客人应邀聚集到孔德的住处来。孔德开始了自己的“实证哲学讲座”的第一讲。当时的听众，除他母校的数学家阿拉格（Arago） 和波恩索（Poinsot）外，还有数学家伏利埃（Fourier）、生物学家普朗维尔（Blan-ville）、经济学家杜诺耶尔（Dunoyer）、德秀塔尔（D’Eichtal）、塞尔克雷（Cerclet），以及当时逗留在巴黎的德国自然科学史家洪堡尔特（Humboldt）等。这些科学界名流济济一堂，不惜屈尊，倾听一位年仅二十八岁的白面书生高谈阔论，足见孔德的实证哲学给学术界带来的震动之大，以及学术界对该讲座的重视。孔德其时大有踌躇满志之态。

但风云突变。讲座原定七十二讲，一年讲完。讲了第三讲后，四月十二日这一天听讲者去访问他，发现门户紧闭、窗帷下垂。原来是他得了精神分裂症。哲学讲座也就戛然中止了。他于十五日被送进巴黎近郊医院。六十四岁的老母亲从家乡赶来，带他回乡疗养未成。十二月二日出院回自己的寓所休养。翌年(一八二七年)四月，他在今罗浮博物馆附近的“艺术之桥”投身塞纳河自杀，幸而被路过的士兵救起。

罗浮博物馆附近的“艺术之桥”

好端端的一个孔德，为什么会突发精神病、投河寻短见呢？这里不能不讲一个并非插曲的插曲。孔德一八一八年当家庭教师教授数学时，曾和一位有夫之妇私通，生一孩子，取名路易斯，但九岁即夭亡。一八二一年他又认识了一位二十岁的女郎，叫卡洛妮娜·玛桑(Caroline Massin)，她是上述圣西门派机关报的主管人塞尔克勒的情妇，经营图书阅览。但此人并非良家女子，巴黎的警方曾将她作为妓女登录在案。由于她见到孔德才学出众，颇有前途，就以请孔德教数学为名，密切了联系。一八二四年开始同居。在玛桑的一再催促之下，二人于一八二五年二月十九日结婚，未举行宗教仪式。由于孔德一再坚持，夫妇二人回到蒙贝利埃。媳妇借口遭公婆的轻视，二人又回到巴黎。但夫妇双方生活得并不愉快，经济又很拮据。不久，孔德发现妻子旧病复发，经常出入烟花柳巷，数日不归；妻子带回来的钱，孔德又因贫困而不得不使用。妻子的不贞、长期的屈辱生活和不停的争吵，使孔德异常苦恼。婚后仅十个月，孔德已承认自己在婚姻问题上“失败了”，认为这次结婚“是我一生中唯一真正的重大的过失”。长期的精神折磨，再加上准备实证哲学讲座过分的劳累，孔德的精神再也支持不住了，终于神经错乱，继而像他老师圣西门一样投水自杀。

卡洛妮娜·玛桑

（1802-1877）

孔德自杀未遂，却出人意料地成为他身体好转的契机。他单身回故乡疗养，沐浴着地中海绚丽的日光。六个月后，他的身体竟比以往健壮了。一八二七年秋天，他回到巴黎，在圣雅克街的一所公寓里重建家园。但生活依然贫困，不得不依赖于一位制造商的救济。然而仍入不敷出，为了得到菲薄的稿费，只得为一家杂志撰写杂文，以救燃眉之急。尽管如此，孔德仍坚持准备继续他的哲学讲座。距上次讲座两年零九个月之后，一八二九年一月四日，“实证哲学讲座”又继续开讲了。听讲者除前述的一些科学家、教授和研究生外，还增加了实证医学家布诺赛斯(Broussais)、精神病学创始人爱斯古劳尔(Esquirol)、工学家拉维尔(Navier)等。讲座每周两次，由于听众不断增加，不得不转移到皇家图书馆进行。一直讲到翌年冬天才结束，共计七十二讲。

其中前两讲是序论性的，说明实证哲学讲座的目的、计划和实证哲学的性质。以后则进入对各门基本科学的哲学论述，计数学十六讲，天文学十讲，物理学十讲，化学十讲，生物学十讲，社会物理学(社会学)十四讲。实证主义作为科学哲学就这样问世了。接着，孔德着手将其讲稿整理成书。一八三〇年出了《实证哲学教程》(Cours de Philosophie Positive)第一卷。但直到一八四二年七月，才出齐了六卷。孔德说其原因有二：

第一，一八三O年的“七月革命”所引起的工业激变，使他不得不寻找新的出版者；第二，因为“我的哲学活动虽在精神上和计划上没发生什么质变，但渐渐获得了非常显著的扩展”。[20]

《实证哲学教程》是孔德的最主要著作，也是实证主义这一哲学流派的里程碑性的著作。其目的是为了建立足以克服当时所谓原理的理论混乱，以便给实证政治奠下自然科学的实证精神的基础，创立改革社会的社会学。

Cours de Philosophie Positive 书影

法国大哲学家柏格森曾对这本书以相当高的评价。他说：

“孔德的《实证哲学教程》是现代哲学的伟大著述之一。它给从数学一直到社会学的各门科学之间规定了一个整体序列，这个纯粹而又非凡的思想……具有一种决定性的真理的力量。人们对孔德的社会学著作可能在若干问题上提岀异议。尽管如此，他的纲领给社会学铺设了轨道，而且修补之后仍然是有益的。”[21]

该书按法文原版计，总共四千页。第一、二卷论述实证哲学的性质、宗旨、体系的安排原则。之后转入对各门科学的哲学考察。前三卷考察了自然科学各基本学科，第四卷为社会学的基本理论与观点，第五、六卷则包括历史哲学、伦理学、政治学以至美学等内容。最后论述了实证方法、实证哲学中固有的最终作用等。可见该书把一切科学（自然的和社会的）全部按其发展顺序囊括进去了。

它作为集孔德前期的实证哲学观点之大成的著作，其最显著的特点是提倡一种唯科学主义，主张实证的精神和作为实证方法的“客观方法”，不仅是一切自然科学部门的指导精神与根本方法，也是一切社会科学的指导精神和基本方法。它企图使社会科学摆脱以往与自然科学相割裂的状况，而成为自然科学的直接发展和继续，成为整个实证科学体系中的一个科学分支。

书中对各门具体科学逐一进行考察，而以对每门科学的总体进行实证哲学的考察为导引，论述了各门科学的性质、对象、基本理论及其历史的发展。特别是后三卷对社会科学进行哲学的论述，建立了以社会学为核心的社会哲学，阐明了孔德重新整顿社会的改良主义的政治理论与道德理论。所以，《实证哲学教程》既是孔德所希冀的百科全书式的科学体系，又是他的包罗万象的实证哲学的体系。鉴于下面将重点引用这部著作的观点，在此暂不细说。

《实证哲学教程》第一卷在一八三〇年问世后，政治风暴冲击到孔德的书斋里。七月，路易十八的王位继承人理査十世发了“七月敕令”，解散议会，剥夺一般工商业者的选举权，严厉限制出版自由。于是，引起了以资产阶级自由派为领导的巴黎群众打倒波旁王朝的“七月革命”。八万巴黎市民经过三天的浴血巷战，终于打倒了孔德憎恶已久的波旁王朝。身为共和主义者的孔德当然欢迎这次革命。但自由资产阶级出于对群众革命要求的恐怖，只想建立君主政体，于是把政权拱手让给大资产阶级所捧出的国王，建立了路易·菲力浦的“七月王朝”。这使孔德很反感。他拒绝编入保卫国王的国民警卫军，从而被关押了数日。但“七月革命”的结局，使他对政治革命厌倦了。他感到：要想重新整顿法国社会、彻底废除独裁专制，不能依靠外部的暴力革命，而必须依靠内在精神的改革。

自此，他从党派活动中引退了。他认为各党派都在争权夺利，只有无直接功利目的的工人阶级，才能最理解并最易于接受科学的实证精神，以改进德性。于是他在一八三〇年组织了“理工科协会”（Association Polytechnique），担任了四年副会长，致力于对工人进行科学普及教育，以提高其科学的实证精神。他开办自由参加的科学讲座，并亲自开讲了通俗天文学。这种向工人普及科学的工作，孔德几乎坚持了一十八年之久。

 由于孔德的“实证哲学讲座”在国内引起反响，在英国也得到了知音，孔德几乎是名噪一时。他的生活境遇也随之有了改善。起先，他仍在家中教授数学，但因慕其名而登门求授者甚多，故教书所得也可聊以度日了。一八三一年，他到自己的母校巴黎理工科大学临时兼授解析几何与力学，一八三二年任科学院（l’Academie des Sciences）的常任秘书，并向政府建议开设物理学史和数学史讲座，但未成。不久，他被正式聘为理工科大学的解析几何与力学的复习教师，年俸二千法郎。一八三五年又在拉维尔研究所（l’Institut Laville）兼职，年俸三千法郎，并于一八三七年又兼任理工科大学的入学考试官，巡回各地，年俸三千法郎，再加上业余教授数学的收入，年薪已近一万法郎。生活的好转，使他怡然自得，嗜咖啡，品名酒，借到各地巡视之机而尽兴旅游，业余读读希腊、罗马、英国的文豪杰作，并时而到歌剧院欣赏巴黎第一流音乐家的音乐。此时的孔德已非昔比了。

孔德作为巡查官时的笔记

但孔德仍处于烦恼之中。他酷爱搞哲学，然而他却又不得不把主要精力花费在生计上。正如他在一八四二年出版《实证哲学教程》第六卷时，在“序言”中所说：“我的物质生活依赖于和我的哲学事业无关的工作”；他是哲学家与社会学家，但他在母校却是以“建筑家”的名义任职的，而这又遭到校中身为各理工科的技术工程专家们的嘲笑与攻击；他曾期望成为理工科大学的教授，但数次出现空缺而数次争取之后，均因遭到同僚的反对而宣告失败，只让他当了入学考试官；一八四四年学校召开的各职业专家会议，又以九票对五票，把孔德从入学考试官的交椅上赶走了。

一连串的打击落在孔德的头上。一八二六年以来，他和妻子长期不和。当他们住在留克山布尔公园附近的公寓时，已分居二室，各司其食，各走其门。孔德说：“我们相距很近又很远。”[22]妻子玛桑不守贞操，三次长期离家不归，使孔德非常苦闷和懊恼。本来，玛桑认为孔德会大有前途而嫁给他的，她一直盼着孔德有朝一日成为荣华富贵的达官贵人或名利显赫的教授，没料到竟是黄粱一梦。她万念俱灭。一八四二年六月，玛桑在得到孔德每年给她三千法郎的应允后，愤然离孔德而去。

以后，孔德的生活状况更是每况愈下。一八四八年给他免去了年薪三千法郎的拉维尔研究所职务，一八五二年竟连年薪二千法郎的复习教师职务也给免掉了。孔德陷入四面楚歌的境地。他在英国的门徒们，因见老师经济窘迫，曾募捐了六千法郎救助他，但也只能救急一时，此后孔德不得不常依赖旧友和学生的周济。

孔德的画像

凄风苦雨催人老，孔德腰驼了，头秃了，左面颊溃疡，时感头晕目眩，往日犀利的目光与雄辩的口才也都隐消了。从一八三八年到一八四二年，他又两次陷于精神失常。然而这位孤独的老人对学问却从不苟且。一八四三年他作为数学家发表了《解析几何概论》(Traité Elémentaire)；作为对天文学颇有造诣的科普作家，他继续给巴黎工人开讲座，主讲天文学，并根据讲稿整理出一本《通俗天文学的哲学概论》(Traité Philosophique d’Astronomie Populaire)，于一八四四年出版。为此，孔德遭到了非议，御用文人指责他完全倒向了工人阶级，把实证主义和工人阶级的社会纲领联结在一起了。孔德在出版此书时，还写了个哲学前言，并以《实证精神论》(Discours Sur l’Esprit Positif)为题，在同年出了单行本。

如果说一八二二年的《社会再组织的必要的科学作业之方案》是宣告实证主义问世的纲领性著作，《实证哲学教程》标志着他的哲学体系的建成，那么《实证精神论》则是一本标志孔德的实证哲学由前期转向后期的过渡性著作。它既对孔德鼎盛时期的哲学思想作了通俗而简要的浓缩，又蕴含了后期道德的实证主义的核心观点。

Discours Sur l’Esprit Positif 书影

该书共分三部分：第一部分，重提所谓人的理智发展的“三阶段规律”，论证实证的精神比神学的、“形而上学”的精神更适于知识的发展与综合。孔德在《实证哲学教程》中论及科学的统一时，着重强调的是“客观的方法”，而此时，在书中已开始提出以“感情”为中心的“主观的方法”。他说，关于各门知识的统一，他的观点“和唯物主义相反，不可能是客观的，只能是主观的，就是说使一切概念和人类结合起来。”[23]

第二部分，论证了实证的精神比神学的和“形而上学”的精神更适合于重新组织社会，并使道德体系化。它提出了孔德的“实证政治学”的根本的调和主义主张；使“秩序和进步调和”，即“以秩序为进步的条件，以进步为秩序的目的”，既“确保秩序”，又“保证进步”[24]，二者不可偏废，并在道德上提出“爱他主义”，反对利己主义；

第三部分，论述了所谓实证主义的科学体系形成的条件，认为最根本的是以工人阶级作为科学普及教育的对象，而首先是进行天文学教育。他希望通过“普及的教育”，复活与提高人民的科学精神、实证精神，建立起工人阶级和“哲学家阶级”的血缘联系，形成“人民政治”等等。这本过渡性著作预示着孔德实证哲学中的唯心主义倾向将进一步发展，由作为“科学的哲学”的实证主义转变为道德的实证主义。

当孔德贫病交加、极为惆怅之时，一八四四年十月，孔德结识了对他后期思想有较大影响的一位女性，她就是美貌的克洛蒂尔德·德·瓦沃（Clothilde de Vaux）夫人。有的学者说，这成了孔德的后期思想发生大转变的决定性因素。这当然是言过其实了。因为孔德的后期思想变化，主要是由社会历史状况的变化决定的。但克洛蒂尔德对孔德晚年的生活与思想变化确是有着不小的影响。

克洛蒂尔德·德·瓦沃

（1815 - 1846）

克洛蒂尔德一八一五年生于巴黎西北的麦纽（Méru），二十岁时与学医的阿密德·德·瓦沃结婚，丈夫后来是个税务官，因嗜赌而贪污公款一万五千法郎，案发后逃亡比利时，此后下落不明。克洛蒂尔德便进入贫穷寡居的状况。由于她的兄弟是孔德的门徒，她才得以和孔德邂逅。当时年已四十六岁的孔德，腿短、腹大、秃顶、佝腰，左面颊因丹毒而溃疡，被二十九岁的克洛蒂尔德称为“丑老头”。而在孔德的眼内，克洛蒂尔德则是“年轻美丽的女性”，使他一见之时感到“头晕目眩”。这位善长于诗文的少妇对这位哲学家的印象很深。

他们的相交虽遭到女方父亲的阻难，见面机会甚少，然而建立了极密切的通信关系，互相敬慕，感情日深。孔德曾于信中向对方求婚，遭到了身患肺病的克洛蒂尔德的婉言谢绝。孔德虽甚感失望，但并不责怪她，仍然笃爱至深，称她为“我永远唯一的真正的妻子，不是未来的、而是我现在的妻子”。—八四五年十月，她与孔德看了歌剧后，即一病不起。第二年的四月五日病危时，她一再呼唤孔德的名字，孔德赶去见了最后一面，她便枕着孔德的手臂去世了。留下的一百八十一封书信，竟成了他们一年多情深意投的交往之历史见证了。

孔德和克洛蒂尔德之间交换的信件

克洛蒂尔德逝世后，孔德长期沉浸在痛苦和怀念之中：“别了，我的忠贞不渝的朋友，别了，我的妹妹、我的母亲、我的圣克洛蒂尔德！”[25]他每周去谒墓一次，并到教堂为她的在天之灵祈祷，长时间沉于瞑想。这位曾被不幸的婚姻长期折磨、刚体验到真正的爱而又旋即失去的孤独的老哲学家，此时心中充满了对“爱”的崇拜与追求。他从“伟大的思想产生于感情”这句话，萌发出想说明精神与感情的密切关系的念头。他虽然继续他的科普讲座，但是，他已倾心于以“普遍之爱”作为改造社会的基础，构思与写作他的作为“道德的实证主义”的政治著作。这当然与他结识了克洛蒂尔德而崇拜爱的感情有关，但更重要的是由当时的社会历史状况所决定的。

前面说过，一八三〇年七月王朝的建立，曾使共和主义者孔德大为失望，他因资产阶级向国王妥协而退出政治舞台。但七月王朝时期，法国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工商业取得迅速的发展，随之成千上万的农民、手工业者和小业主日益陷于贫困破产，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压榨也更趋残酷。劳动群众反对金融贵族专制，要求改革的呼声日益高涨，积极参与了工业资产阶级反对君主制、建立共和制的斗争。先后爆发了里昂、巴黎工人起义，各种社会主义思潮也勃兴起来。致力于社会改革、安定新生的资本主义社会秩序为己任的孔德，一方面反对封建势力的复辟，同情工人阶级的处境和要求，但又因工人的政治斗争与暴力革命行动，不符合他通过“道德的运动”达到既保证进步又确保秩序的改良主义主张，因此，被他作为无政府主义而加以反对。他感到要想重新组织社会、安定社会秩序，需要开展克己让人的“道德复兴运动”，其核心是增长人们内心的爱的感情；只有各阶级、阶层的人都发挥“爱他主义”，克服自私之心，才可消除无谓的政治斗争，同心协力建成“实证社会”。

而克洛蒂尔德的死更激发了他对人类之爱的崇拜。于是，他把“实证”的概念加进了“感情的”要素；把“秩序与进步”的口号，改为“以爱为原理，以秩序为基础，以进步为目的”的口号；并正式提出了“人类教”学说。这就是孔德一八四八年七月所发表的重要著作《实证主义概论》(Discours Sur l’Ensemble du Positivisme)的主题。这本书标志着孔德由前期强调科学主义的实证主义，转变成后期的道德的实证主义，也是他一改反对圣西门的“新基督教”神秘主义态度，转向建立神秘主义的“人类教”的标志。

Discours Sur l’Ensemble du Positivisme 书影

从一八四八年元旦起，孔德每天必读托马斯·坎庇斯(Thomas a’Kempis)的《仿效基督》和但丁（Dante）的《神曲》，他总是在揣摩如何把基督的话运用到文明贫困的人类生活中去，用爱来把人们结合起来。一八四八年“二月革命”推翻了“七月王朝”，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派的统治，而作为共和主义者的孔徳，此时对政治运动已索然寡味了。这位早在少年时代已背离了宗教的哲学家，现在像天主教的神父一样，每天五时起床默祷，然后著述，十时休息，每周用一个晩上参加他在三月份创立的“实证主义者协会”的活动。他规定每日两餐，第一餐以牛奶为主，第二餐为时刻想起大多数食不足饱的民众，而只吃一片硬面包。

《仿效基督》书影

一八四八年六月，巴黎爆发了起义。无产阶级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政治舞台，提出反对资本主义的口号。这位曾同情工人的悲惨境遇而又反对工人进行政治斗争的哲学家，仍坚持过着刻板的禁欲生活。一八四九年，他建立了以“人类”作为爱的感情之崇拜对象的“人类教”教会，自任大主教，并开始在工人与学生中大力进行宣传“人类教”教义的讲演。他在门徒的资助下，于一八五一至一八五四年出版了晚年的代表作《实证政治体系》四卷本(Système de Politique Positive : ou, Traité de Sociologie, Instituant la Religion de l'humanité)。如果说《实证哲学教程》强调的是自然科学的实证精神支配一切，倡导唯科学主义，那么《实证政治体系》则已改为强调以爱与同情心为核心的感情支配一切，倡导唯感情主义，致力于建立没有神但又把“人类”神化的宗教。正因此，他把这本书的副标题叫做“为了创建人类教的社会学泛论”。

该书的内容安排是：第一卷基本上是将上述的《实证主义概论》改题为《关于实证主义整体的序论》收入，占四百页。第二卷相当于社会静力学，认为宗教发展的历史是人类的历史，宗教通过爱，把人们的内心联结在一起，依靠信仰把人与外界结合起来。实证主义的目的也正在于此，因此应建立人类教，以实现普遍的稳定的秩序作为人的幸福与义务的基础。第三卷相当于社会动态学，它在进步与秩序的关系上，又转而强调秩序，认为“进步是秩序的发展”，进步必须从属于秩序，而人类的进步又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宗教，因此强调宗教的社会意义。第四卷预言未来社会，认为需要三十三年才能建立他所说的实证主义政治的社会，并论述了这三十三年的阶段划分与各阶段的任务。该卷还附录了三个草案，是关于人类教的年历、祭祀、仪式，并附录了进行实证主义教育的书目。无怪有的学者称这本书为“新的福音书”。这部多卷本著作标志着孔德完成了从早期的折衷主义、调和主义体系向地道的唯心主义、神秘主义体系的转变。

一八五五年，孔德出版了《指控保守主义者》(Appel aux Conservateurs)。在书中，曾是资产阶级共和主义者的孔德，转过来把共和派看成是保守主义者，要求实证主义者和宗教联合起来，对共和主义者进行斗争，书中还进一步宣扬人类教。同时，孔德还书写了最后一部四卷本的著作：《主观的综合》(Synthèse subjective)。此书是于他死后的一八五八至一八六一年出齐的。该书中心内容是提倡唯感情主义。第一卷，论述了感情对于知性的优越性；第二、三卷，论述了感情调和的种种制约性；第四卷，论述了感情对于人的行动的优越性。总之，书中强调人们必须从感情上相互协调、避免对抗，并以感情来驾驭自己的理智活动与实际行动，而宗教感情是最高尚的，“人类”则是宗教的中心，它是道德的、慈爱的，是一切人所应顶礼膜拜的。从而，孔德的晚年完全沉浸在狂热的宗教感情与宗教活动之中：忙于建立“人类教堂”；作为大教主亲自主持各种祭祀、洗礼、结婚仪式；广泛进行宣传教义活动。他自己也一日三祈祷，整天沉溺在普渡众生的瞑想之中。

一八五七年五月二十一日，孔德因参加友人的葬礼，受了风寒，卧床不起。接着胃脏疼痛，多次吐血，进入失眠与浮肿状态。他患了癌症。九月五日晨六时三十分，这位开创了现代西方哲学的一大流派、被称为“社会学之父”、闻名世界的“人类教”大教主，艰难地迈出了他生涯的最后一步，与尘世诀别了。九月八日，孔德的灵柩在门徒们、朋友们和妇女们的护送下，到达一八五四年以后孔德每星期必去的圣路易教堂，他的学生劳庇尼（Robinet）致悼辞，用孔德的“以爱为原理，秩序为基础，进步为目的”的口号，结束了追悼仪式，安葬在巴黎东郊的贝尔·拉雪兹墓地。在那里，长眠着对他的前半生和后半生各发生过重大影响的一男一女：圣西门和克洛蒂尔德·德·瓦沃夫人。

孔德同样位于拉雪兹神父公墓的坟墓

孔德逝世之前，身边经常追随着成群的弟子和人类教徒；孔德逝世之后，他的弟子们发生了分裂。以早期的主要学生列特纳（Littré）为首的一派，推崇孔德的前期思想，高度重视“客观的方法”，指责孔德后期的“主观的方法”是病态的产物。他们崇敬孔德的前妻卡洛妮娜·玛桑，轻视克洛蒂尔德。以后期的得意门生劳庇尼为首的一派则持完全相反的态度。他们推崇孔德后期的道德的或宗教的实证主义，重视“主观的方法”而轻视“客观的方法”，他们崇敬克洛蒂尔德而鄙视孔德的前妻玛桑。

孔德的研究者之间也发生了分裂。一派认为孔德的前后期思想是首尾一贯的，没有什么前后之不同，只有一个孔德。另一派认为，孔德的前期思想与后期思想是完全对立的，前期的孔德是伟大的学者，后期的孔德则是宗教狂，换言之，有两个孔德。对于孔德著作的评价也因此而不同。一派认为孔德的前期代表作《实证哲学教程》和后期代表作《实证政治体系》是代表两个不同时期的著作，并高度评价前者，而蔑视后者。另一派则相反，强调后者的重大意义，而轻视前者。总之，孔德死后，其人及其思想成了人们争议的话题。

尽管人们对孔德的看法不一，但都不得不承认孔德在现代思想史、文化史、哲学史上占有不可漠视的地位。这位身前倍受冷遇、历经贫困与精神痛苦的大思想家、大哲学家，在死后终于被法兰西供奉起来了。巴黎和蒙贝利埃大街上塑了他全身雕像，蒙贝利埃大学校园中也塑了他半身像；他在巴黎米歇尔布朗斯街的寓所，曾一直作为人类教堂和实证主义协会的本部被保存下来，现在改为孔德博物馆；留克山布尔公园南的街道命名为孔德街；汤普勒旧街旁的克洛蒂尔德的住所被作为人类教堂；孔德的墓旁经常出现凭吊者敬献的鲜花。孔德逝世百年纪念日，法国还出了印有孔德头像的纪念邮票。

巴西国旗上的格言"Ordem e Progresso"

对孔德的怀念远远超出了法国国界。孔德死后，不仅许多国家相继仿效建立“实证主义协会”，而且巴西的实证主义协会远涉重洋，在孔德的墓旁立了一块长方形的石板，上面刻着“献给实证主义之父——我们的奥古斯特·孔德”。一八八九年巴西建立共和制时，孔德主义者在制作国旗时，曾把孔德的“秩序与进步”（Ordem e Ptogresso）的字样缀在国旗的当中。十九世纪中叶伦敦建立了“人类教”教堂；日本明治维新时，孔德与斯宾塞一起成为引人注目的思想家；二十世纪初，中国民主主义者、教育家蔡元培在北京和天津积极主持创办了“孔德学校”……

凡此种种，表明孔德成为一个具有世界影响的大思想家，为民主主义革命者所崇敬。至于孔德对外国现代哲学思潮的广泛影响，则远非这里所能一笔带过的，本书拟用专章论述。但在这里可先说一句：不了解孔德，就不能更深地了解现代西方哲学思潮及其发展过程。█

本文选取自《孔德及其实证主义》第一章，欧力同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7年版。

注释与参考文献：

〔1〕孔德:《实证哲学教程》（上），日本春秋社《世界大思想全集》，第25卷，第440页。该版本是Emile Rigolage将孔德的《实证哲学教程》六卷本删节成四卷本后的日文译本，合上、下两部，作为《世界大思想全集》的第25、26卷出版。本书所引材料超出此删节本而另引六卷本时，改注1892~1894年法文版的卷数与页码。

〔2〕《孔德致M·瓦纳的书信集，1815~1844》，巴黎，1870年，见1815年1月2日笺。

〔3〕同上书，见1815年4月29日笺。

〔4〕同上书，见1817年2月12日笺。

〔5〕孔德:《实证哲学教程》（上），《世界大思想全集》，第25卷，第445页。

〔6〕见《孔德致瓦纳的书信集》，1817年2月12日笺。

〔7〕同上书，见1819年9月24日笺。

〔8〕《圣西门选集》，上卷，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第190页。

〔9〕《圣西门文集》，第1卷，巴黎，1966年，第66页。

〔10〕《圣西门选集》，上卷，第275~283页。

〔11〕同上书，第276页。

〔12〕《孔德致瓦纳的书信集》，见1818年4月17日笺。

〔13〕同上。

〔14〕同上书，见1818年5月15日笺。

〔15〕新明正道：《奥古斯特·孔德》，东京，1937年，第64页。

〔16〕见该书的日译本《社会再组织的科学基础》，岩波书店，1957年，第78、99页。

〔17〕同上书，第58页。

〔18〕同上书，笫80页。

〔19〕同上书，第32、29页。

〔20〕孔德《实证哲学教程》（上）,《世界大思想全集》，第25卷，第439页。

〔21〕转引自田边寿利：《孔德的实证哲学》，岩波书店，1935年,第22页。

〔22〕埃米尔·列特纳：《孔德及其实证哲学》，巴黎，1877年，第486页。

〔23〕孔德:《实证精神论》，日本中央公论社《世界名著》第36卷版，第161页。

〔24〕同上书，第190页。

〔25〕孔德：《实证政治体系》，第1卷，巴黎，1851年，“献辞”。

编辑 丨李昊玮

审核 丨王楠、侯俊丹